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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  彭端淑簡介【點擊數:



        彭端淑(約1699一約1779年),字樂齋,號儀一,清代四川丹陵人。雍正年間進士,歷任吏部郎中,順天(現在北京市)鄉試同考官等職。后辭官回家,在四川錦江書院講學。他是清代四川的著名文學家,與李調元、張問陶并稱清代四川三才子。

        著有《白鶴堂集》,《為學》(意為做學問),原題為《為學一首示子侄》。 

        彭端淑從小聰慧穎異,十歲即能文。他與弟彭肇誅、彭遵泅于紫云山下“相為師友”,同窗苦讀達六年之久。他后來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氣,而主要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實勤學。他曾寫過一篇著名的散文《為學一首示子侄》,說四川有一窮一富兩個和尚,窮和尚對富和尚說:“我想到南海(這里指佛教圣地普陀山,屬浙江舟山群島)朝圣。”富和尚問:“你憑什么前去?”窮和尚回答說:“我帶一瓶一缽就夠了。”富和尚說:“幾年來我想雇船去,還未能實現呢,你憑什么去得了!”第二年,窮和尚從南海回來,去告訴富和尚。富和尚深感慚愧。這個故事,生動扼要地論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難與易、主觀與客觀之間有著辯證的關系,特別強調它們是可以轉化的,轉化的條件就是人們主觀上刻苦努力、頑強奮斗的精神。彭端淑正是從立志苦行的僧人那里,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。從而工苦力學。彭端淑在這篇文章中提到了他對“聰與敏”、“昏與庸”這些先天條件的看法。他說:“天下事有難易乎?為之,則難者亦易矣;不為,則易者亦難矣。人之為學有難易乎?學之,則難者亦易矣;不學,則易者亦難矣。”

        雍正四年(1726年),彭端淑考中舉人;雍正十一年又考中進士,進入仕途,任吏部主事,遷本部員外郎、郎中。乾隆十二年(1747年),彭端淑充順天(今北京)鄉試同考官。乾隆二十年出任廣東肇羅道署察史。當時的肇羅道為“三江要口.五州之屏藩重地”,可見朝廷對他的器重和信任。他一到任,即以“清植’,二字自勵,于是上行下效,吏民稱便。他身為朝廷命官節制重鎮.但出行議事,巡視察訪,卻輕衣減從,杜絕了那種前呼后擁、鳴鑼清道的排場;并嚴禁“迎送饋”違者嚴懲,深為“吏民稱歌”。特別是對那些才識具茂之士,他更親自考核,不拘一格地量才錄用,“成就甚眾”;而對于民事糾紛,刑律訴訟,則“務更正,使之相安”。由于他比較能廣接視聽,了解民瘼,依據案情,權衡事理,循律論斷,旬月之間便弄清了肇羅道所屬州縣陳積老案三千余件,由是聲威大振,朝廷大吏“深相倚重”。彭端淑在廣東做官約六七年光景,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為顯赫的時期。

        彭端淑在為官期間,雖力求進取,決心興利除弊,上報朝廷,下慰民望,不愿碌碌終此一生。但是,當時的清王朝已進。人極為興盛的乾隆時代,經濟文化也出現了相當繁榮的興旺景象,而階級矛盾、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也日益尖銳復雜了起來。彭端淑在多年的為官生涯中,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榮下面民生維艱的社會現實,官場中的明爭暗斗,最高統治者的好大喜功,因而內心逐漸滋生了一種憤懣和惆悵之情,消極避世的隱追思想也逐漸地發展了起來。他在一次監督運送大十去粵西的歸途中,失足落水,雖幸免于死,但卻認為這是大難即將臨頭的預兆。他仰天長嘆:“人于宦途不滿意,輒以咎人,此誰擠之者!今不葬魚腹,天于我厚矣,復何望焉。”即由廣東辭官歸蜀。

        歸蜀后,彭端淑便在成都錦江書院“以實學課土”擔任主教,開始了他一生中作育人才的教學生涯。錦江書院是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由四川按察使劉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遺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學府。學員選自省內秀才以上人員,學員學費、生活費由清政府撥給該院的學田供給,在院學生有兩百人左右的規模,著名學者李調元曾是該院學生。彭端淑主錦江書院講席之后,以他廣博的學識,竭盡他晚年的全力于教書育人。此時,他對宦海仕途生活極為厭倦,甚至悔恨自己過去熱衷什途力爭功名是誤落塵網,陷入歧途。他在《寄仲尹》這首中說:“‘疲驢消日月,薄宦久;”‘脫羈地,鴻雁游海天。”直到老死,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約二十年時間,全部貢獻給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業。他在《戊戌草•寒食》一中有明確的記載:“錦江棲遲二十年,每逢寒食一清然。”這對他講席書院的時間和心境都作了生動形象的描述。

        彭端淑一生苦工詩文,他一直堅持“詩學漢。魏,文學左、史,皆詣極精微”。但在文學道路上,他卻是有一番折經歷的。他在《白鶴堂晚年自訂詩稿》的序中說:“余一生精力盡于制義,四十為古文,五載成集,近五十始為,已二十五年矣。”“制義’即人股文。可見,彭端淑在五十歲以前,主要是致力于八股和古文。盡管他在古文方面“學之可為至篤”,然而在清廷專制統治和“文字獄”的壓力下,他是不敢也不可能“妄有所作”的;而束縛思想的八股文也妨礙了他在文學上的發展。直到近五十歲時,他的一些作品才表現出激越奮進。深沉穩健的傾向,給人以鼓舞和教益。

        為官時的經歷使彭端淑對民生維艱的社會現實有深刻的體會,因而在他的詩中對廣大貧苦農民寄予了滿腔的同情。每當荒年歉收,饑民無衣無食,他總是憂心如焚。他在《夏鎮》一詩中憤憤地寫道:“粟米貴如珠,頓年遭水浸。男婦多鳩形,魚蝦實為命。”在《七月十六日》一中又對長年勤勞耕作的貧苦農民寄予了“憂早幾經旬,農夫心獨苦’的深情贊嘆!
        彭端淑寫景的詩很有情味。如記錦江春色的《清明》:“步出郭西行,驚心節復更。花殘寒食雨,春老杜鵑聲。薺麥村村秀,新煙處處生。錦城風物好,無那故鄉情。’如果不是春天到成都郊外走上幾趟,如此有情味的情是怎么也體會不到的。

        彭端淑一生著述較多,可惜不少已經散佚。他與其弟彭肇殊、彭遵泅曾共性于京師,俱以文知名于當時,一時有“丹棱三彭”之稱。當然,在“三彭”中,以彭端淑最為著名,影響也最大。有《白鶴堂文集》、《雪夜詩談》、《晚年稿》等傳世。

        彭端淑活了八十一歲,死后葬于彭山縣公義場羅家山,至今尚有墳臺遺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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