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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  宋濂簡介【點擊數:


        宋濂(1310—1381),字景濂,號潛溪,別號:玄真子、玄真道士、玄真遁叟。謚號文憲。浦江(今浙江浦江)人,漢族。明初文學家。他家境貧寒,但自幼好學,曾受業于元末古文大家吳萊、柳貫黃等。他一生刻苦學習,“自少至老,未嘗一日去書卷,于學無所不通”。元朝末年,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,他以奉養父母為由,辭不應召,修道著書。
        至正二十年(1360),與劉基、章溢、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,尊為“五經”師。洪武初主修《元史》,官至學士承旨、知制誥。后因牽涉胡惟庸案,謫茂州,中途病死。著作有《宋學士文集》、《孝經新說》、《送東陽馬生序》 等。
        明初朱元璋稱帝,宋濂就任江南儒學 提舉,為太子(朱標)講經。洪武二年(1369),奉命主修《元史》。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、知制誥。洪武十年(1377),以年老辭官還鄉。后因其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,全家流放茂州(現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),途中病死于夔州(現在重慶奉節縣)。

        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,宋濂與劉基高啟并列為明初文三大家。他以繼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,為文主張“宗經”“師古”,取法唐宋,著作甚豐。他的著作以傳記小品和記敘性散文為代表,散文或質樸簡潔,或雍容典雅,各有特色。明朝立國,朝廷禮樂制度多為宋濂所制定,朱元璋稱他為“開國文臣之首”,劉基贊許他“當今文章第一”,四方學者稱他為“太史公”。著有《宋學士文集》。
        宋濂是“開國文臣之首”。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、宗經師古,強調“辭達”,注意“通變”,要求“因事感觸”而為文,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,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。
        有明一代,開私家藏書風氣者,首推宋濂
        宋濂藏書始於青年時代。當時,他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,於青蘿山中筑室讀書,因名其樓為“青蘿山房”。兵禍之后,官私藏書毀損嚴重,而宋濂因隱居山中,仍能坐擁書城。明祁承漢《澹生堂藏書紅》說:“勝國兵火之后,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,便已藏書萬卷。”清載殿泗《風希堂文集》卷二《宋文憲公全集序》則說宋濂“始自潛溪徒浦江,得卷氏藏書之富,首推宋濂 ”。
        宋濂藏書之精華,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。如北宋本《長慶集》,先后為錢曾、黃丕烈、潘祖蔭所藏。《百宋一廛賦》:“廬山《長慶》,見取六丁;金華太史,獨著精靈。”注:“《長慶集》北宋時鏤版,所謂‘廬山本’者。庚寅一炬,種子斷絕,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,圖記宛然,古香可愛,推稀世珍。”又有宋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等流入清宮內府,《天祿琳瑯續編》有記。宋濂還曾藏有宋刊《事林廣記》,后歸廣東丁日昌,《持靜齋書目》著錄。
       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,但這里也有區別: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,在理論上主張“文以明道”,強調“文”的工具性,但并不輕視“文”;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,于是提出“文道合一”甚至“作文害道”的論點,以防文人在“道”之外又受“文”的誘惑。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。在《文原》一文中,他強調了文“非專指辭翰之文”,而是道的“象”即顯現,文與道相始終,道在哪里,文亦在哪里。在其他文章中,宋濂也反復提出“文非道不立,非道不充,非道不行(《白云稿序》);“文外無道,道外無文”(《徐教授文集序》)。
       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,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。如在《徐教授文集序》中,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,“世不復有文”;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“皮膚”,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“骨骼”,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,才“得其心髓”,才算得上“六經之文”。至于明顯不合“溫柔敦厚”標準的各種文章,在宋濂看來,更是“非文也”。
        “文道合一”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,這一點可以由《元史》的體例得到證明。自范曄《后漢書》分立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兩傳,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,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。《元史》卻取消了這種區分,單立《儒林傳》,認為“經藝文章,不可分而為二”,“文不本于六藝,又烏足謂之文哉!”《元史》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,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。在朝廷正式支持下,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。
        宋濂的文集中,大量充斥著美化、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,這大概就是他的“道統”文學的集中表現。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,即使用強力去扭轉,也還是有困難。所以,就是在宋濂身上,也還是存在兩面性。
       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,明初楊氏去世后,他為之作墓志銘,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,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“曠達”和“玩世”的生活情態,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。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,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,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,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。如《王冕傳》,寫出一個元末“狂士”的精神面貌,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,頗有情趣:
        王冕者,諸暨人。七、八歲時,父命牧牛隴上,竊入學舍,聽諸生誦書。聽已,輒默記。暮歸,忘其牛。或牽牛來責蹊田,父怒,撻之,已而復如初。母曰:“兒癡如此,曷不聽其所為?”冕因去,依僧寺以居。夜潛出,坐佛膝上,執策映長明燈讀之,瑯瑯達旦。佛像多土偶,獰惡可怖。冕小兒,恬若不見。
        又如《鹿皮子墓志銘》詳細介紹陳樵“屏去傳注,獨取遺經”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,《竹溪逸民傳》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,由于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,都寫得較出色。《送東陽馬生序》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,也很真實動人。
        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,少作鋪排渲染。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,也能寫得相當秀美。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,可以看出變化,不是那么僵板。總的說來,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規范的特征,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,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范。
        對于宋濂來說,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么“大儒”,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“文人”(見《明史·桂彥良傳》)。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,已不能夠允許有“大儒”——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,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。宋濂最后其實是死于無辜,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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